卑南學 pawuwayan za pinuyumayian 卑南族族群研究與部落調查

一個漢人歌迷的卑南族想像─以張惠妹為起點的認同實踐歷程

施 宇 凌*

摘 要

當一個漢人歌迷遇見一個原住民歌手，會編織出什麼樣的故事？張惠妹──台灣流行樂壇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住民歌手，雖然口中唱的大多是國語歌曲，但其自信且堅定的自我認同，使得歌迷與社會大眾不會忘記她的原住民／卑南族身分，張惠妹與原住民／卑南族的連結從而使歌迷及社會大眾有了接觸、了解及想像原住民的開端。我身為一個極為狂熱但身分上並非原住民的歌迷，亦在這樣的跨文化連結當中，形成堅定的卑南族認同，不僅在情感上、心理上追尋認同，更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各種行為，如參與原住民議題的社會運動、參與部落重要祭儀、學習族語、親手製作傳統服等，實踐我的跨文化認同。當然，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張惠妹和她的音樂是從未缺席的。

關鍵字：卑南族，張惠妹，迷，跨文化認同

一、故事開始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青春時代的某一天，按下錄音機的PLAY鍵，啟蒙時代便倏然來臨。生命中只會有寥寥幾個這樣珍貴的片刻。你撞上了一樁什麼物事，足以改變你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

──馬世芳（2005），收錄於黃婷著《恨昇歌─昇迷歲月》，頁108。

還記得第一次在書上讀到這段文字時心中澎湃的感覺，我想，那是極大共鳴造成的劇烈震動所致。於是我想起屬於我的PLAY鍵，想起我的珍貴片刻。

我的人生啟蒙是由她開啟的。

1997年8月的某個夜晚，在幾個音符之間，我就像被張惠妹勾去某部分魂魄一般，不再是完整的個體，就這樣一晃眼過了十六年，那年我才十二歲。到底怎麼忽然間會愛上她？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或許真有「天雷勾動地火」這種事，恍惚間就發生了。我並不是在別具原住民風格的〈姐妹〉中認識她的，我與她的故事起點其實是充斥憂鬱苦痛的〈聽海〉。在前奏的海浪聲、清亮而悠緩的鋼琴催化下，我進入一種奇異的情緒，然後她略帶沙啞的聲音，冷不防的鑽進耳裡，也鑽進心裡，於是就這樣，我愛上她，然而在這之前我幾乎不認識她。

　　我無意深究愛上她的那個瞬間到底發生什麼事，畢竟喜歡、不喜歡，有時候就是沒什麼道理，而音樂也是這樣，幾個音符就能逼出你極致的歡愉或苦澀的淚水。我想說的是在那個瞬間之後的故事，主題是流行音樂以及「迷」如何在生命當中產生非凡意義與動能，並且驅動我的跨文化／跨族群認同歷程。

自此，張惠妹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關鍵人物。其實在喜歡上張惠妹之前，我早已經是個由台、國語流行音樂養分餵養長大的孩子，只不過我從來沒想過流行音樂或歌手可以如何改變個人、改變世界這種問題，然而就在充斥著張惠妹的生命旅程中，我親身體會流行音樂的動能如何在個人身上作用，也許我還無法說她的音樂或者她這個人能夠或已經改變世界，但我的生命的確因為她而徹底改變了。

改變的不只是「狂熱迷」這個身分成為我生命的顯著標記，另一個更奇妙的改變是我產生對「原住民族」及「卑南族」這個族群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就血緣上來看，我並不屬於台灣原住民族的任何一族，事實上，我是以閩南語為母語的道地閩南人，然而從很久以前，我的內心對於「原住民」（在我所長大的年代普遍還以「番仔」這個具有貶意的字眼稱呼之）就存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思慕，或許是從小皮膚黝黑、五官立體的我，經常被人問起是不是「番仔」，因而對原住民產生極大的親切感和好奇心。皮膚黑和輪廓深是台灣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所存有的最強烈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是再現他者本質化差異的重要表徵與指涉，在「我們」與「他們」之間畫出一條想像的界線（Gilman；Hall，轉引自雲昌耀，2012：176），利用刻板印象來界定他者是最常見的方式，也因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常會因為這些刻板印象而被別人問起是不是「番仔」。

區辨與他者的差異是一個人建立認同的重要基礎，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方面在家庭生活中形塑自己與「講國語的外省人」的差異；另外一方面，我亦從反覆被誤認為「番仔」的經驗當中，認知自己或許與一般閩南人不同，在我身上被建構出來的「他者」想像，使我開始好奇他們口中的「番仔」是誰？在討論認同的涵義時，Weeks這樣說道：「認同乃有關於隸屬（belonging），即關於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處，以及關於你和他者（others）有何區別之處。」（Weeks，轉引自孟樊，2001：18）。我與「（同為漢人的）他者」的區別來自於成長過程中不斷被誤認為原住民，而這樣的區別使我逐漸對於（對我而言才是真正他者的）原住民產生歸屬感的渴望，我期待在我的世界中找到與（被誤認為原住民的）我相同的人，而我遇見的第一個原住民，就是張惠妹。當我愛上張惠妹，知道她是原住民／卑南族後，我心中這股複雜的情懷，一時之間彷彿找到宣洩的出口，大量的、無以名狀的「鄉愁」似的情緒，終於得以在她身上投射映照，並且努力成為她所展現的那個樣子。

然而，我始終無法逃脫的，是身為漢人的事實，這是我在追尋原住民認同的歷程中，始終無法平息的焦慮。一開始我只是在個人想像的層次，發展出私密的原住民認同，所以並沒有遭遇太大的困難，但後來當我選擇實際跨越那條身份邊界，在日常生活及各種真實場域當中持續追尋並實踐我的原住民認同時，才發現原來這樣的「身份跨越」一點也不簡單，充滿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複雜與挑戰。

文化研究學者Hall談到在全球化及跨國媒體的影響下，當代的認同型態已不若以往如此單純，文化之間的交錯使得人們轉往多樣性、混雜性的文化認同，他指出當代的認同至少會有三種不同的變化：既有認同的侵蝕、既有認同的強化、或者與其他文化雜揉產出一種新認同或所謂的「新族群性（new ethnicity）」（Hall，轉引自李明璁，2003：47）。Hall的論述揭示了當代的認同具有流動混雜的多元特質，一個人的認同不是非A則B的選擇是非題，也沒有永遠不變的固定答案。相反的，文化認同既是「成為」（becoming）也是「存在」（being），既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Hall, 1990: 225）。在Hall的論述中，認同並非一種固定不變的本質（essence），也絕非毫無疑問、理所當然的存在，認同是藉由「再現」（representation）持續建構的過程，而再現的實踐過程則標示出人們所在的位置和視角，同時指涉特定的時、地與其所經歷的特定歷史、文化脈絡，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文化認同並非同一（oneness）的象徵，而是在差異（difference）中理解「我成為什麼」（Hall, 1990: 223-225）。在後現代的論述中，文化認同是更為複雜的becoming，而非純然是being的存在，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多元認同光譜，我們每天透過各種日常生活實踐在光譜上移動，擺放自己此刻的位置。文化認同是一種定位（positioning），而非一種本質（essence）（Hall, 1990: 226）。

回到我的生命當中來看，我的族群認同是在原住民／卑南族、台灣人、閩南人及漢人的多重光譜中流動的，透過諸多日常生活實踐——比方聆聽原住民歌手的音樂專輯、穿戴原住民風格的衣服飾品、來到原住民族學院讀研究所、踏入原住民的生活世界、了解原住民族的社會議題、參與原住民議題相關的社會行動、學習卑南族語、製作卑南族服、參與部落祭儀活動與各項事務等等，追尋「成為一個真正的原住民／卑南族人」。正如同Storey（2001: xix）所說的，文化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中創製出來的。種種實踐都被我賦予意義，而這些意義正是形塑認同的重要根基，雖然無法改變血緣，但我嘗試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建構跨文化／跨族群的認同。

……………………………..（以下省略，全文詳見卑南學彙編第一輯。）

二、一想到妳呀──張惠妹與卑南族的連結

三、到部落「一起一起」

四、「我是什麼人？」──在部落裡尋找答案

五、路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