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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族與他族,故鄉與異鄉:試論林志興《族韻鄉情:檳榔詩稿(一)》

馬翊航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卑南族詩人林志興於1991年自印詩集《族韻鄉情:檳榔詩稿(一)》,林志興雖以「族韻鄉情」為題,但這些詩作中不只企圖建構單一的族群認同,反而在「族」的不同尺度與邊界之間流動,有「故鄉」與「異鄉」的對話,也有「我族」與「他族」的連結。經由「我」與「我族」的聯繫,書寫族群歷史的痛楚與調和;
以「韻/語言」主題與形式的實踐,展現他的美學考量與語言策略。本文希望透過對《族韻鄉情:檳榔詩稿(一)》的解讀,重新詮釋此詩中個人與族群的多重生命情境,以及此詩集在當代台灣原住民漢語詩歌創作中的定位。

關鍵字:族韻鄉情、原住民文學、林志興、卑南族

一、前言

林志興的《族韻鄉情:檳榔詩稿(一)》(以下簡稱《檳榔詩稿》),無論在卑南族族群內部,乃至於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書寫與文學傳播史中,都是一部十分特殊的作品。《檳榔詩稿》是一本流通有限的作品,林志興在訪談中自陳,這部自印詩集的數量,大概不會超過二十本;但《檳榔詩稿》中的詩作〈鄉愁〉、〈我們是同胞〉被林志興表弟,來自南王部落的歌手陳建年譜曲、演唱,於1999年收錄於專輯《海洋》後,[1]成為高度傳唱的當代原住民流行歌曲,讓詩作的閱讀、傳播的版圖,超越了詩集「自印」的物質條件,也藉由歌曲的當代流通,帶動、召喚了族群內部的記憶與認同。

試圖重論《檳榔詩稿》時,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談論一本沒有「出版」的詩集?我應該著重討論詩作內蘊的美學特質,還是這本詩集寫作、「出版」、「流通」的傳播歷程?如果詩集並沒有「出版」,那如何去談詩集的「流通」?這些疑問,其實正是詮釋《檳榔詩稿》的兩個重點:詩作書寫的內容,以及詩集在非典型的「流通」過程中,所蘊含的意義。

台灣原住民的文學書寫與典範形塑,與80年代中期之後,原運帶動的族群主體歷史的重新建構、泛族群意識的形成密切相關。由於前行論者的探討與思索,原住民創作者的生命經驗與文學書寫的多重實踐,台灣當代原住民族書寫的光譜,積累了繁盛、多樣的風貌。[2]若我們意圖重新討論這本書寫時間位於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詩集,應該如何賦予它文學史的、原住民的、「卑南學」的意義與定位?在「族」的意識與尺度下,如何去巨觀化,從泛原住民族意識的角度回觀,又能夠同時微觀化,顯影、具現寫作者個人的美學追求與哲學思考?當我們將《檳榔詩稿》放回「原住民」、「卑南族」、「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的詮釋脈絡中,如何保有其自身特殊性?或者藉由《檳榔詩稿》語言形式、精神內涵、傳播模式的特徵,反過來映照出南王部落/卑南族/原住民族的文化風貌?

《檳榔詩稿》的內容,除了林志興身為寫作者的個人感思,他在詩集中更刻劃了「族群」與「鄉」(土地、聚落、鄉土)的想像尺度的彈性與變動,持續映照、銘刻了個人、家庭、部落、族群的生命史與發展歷程。《檳榔詩稿》在自抒胸臆、以詩唱和的自印形式下,乍看極度「私密」的寫作行為,在「因緣際會」之下,部落間的親族網絡的聯繫,以及台灣當代原住民音樂流通生態的轉變,讓這本詩集的部份詩作,從原本個人、嚴肅、抒情的書面文字,成為了跨部落、跨族群的傳唱歌謠,使得詩集/詩作的生命史,超越其原有的書籍物質形式,而以詩/歌/樂/結合的方式再度流通;當詩作成為歌曲,進入了流行音樂市場以及族群的音樂文化中,經由樂曲傳唱形成的認同儀式,成為了當代原住民的生命經驗與集體記憶。[3]也因此〈鄉愁〉乃至於《檳榔詩稿》,經由這樣的傳播,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文化性格。

自印,也意味著詩集脫離了出版、消費的經濟模式,在有限的物質基礎上,與他鎖定的讀者進行交流,但同樣也意味著,這些詩作的整體形象,以及作者在特定生命階段的關懷,在過往尚未得到原應具有的關注。也因此,重新討論《檳榔詩稿》,分析卑南文學史/原住民漢語書寫中的重要個案,實有其必要性。以下,我將以他的詩集標題,「族韻」與「鄉情」作為切入途徑,試圖詮釋《檳榔詩稿》的書寫美學與文學關懷。

二、族韻:族群與聲音

林志興(1958─),父親為卑南族人,母親為阿美族人。1980年自台大考古人類系畢業,隨後進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服務,返回故鄉台東服務。曾任台東縣團委會輔導員、澎湖縣團委會學工組組長、高雄市團委會服務組副組長、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典藏組主任等職。1991年考取台大人類學研究所,1995年取得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2011年取得台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學位。除《檳榔詩稿》(1991)之外,亦曾榮獲第一屆山胞藝術季文藝創作獎,詩作〈卑南遺址〉獲詩歌類第三名,散文〈女兒的名字們〉獲散文類第一名,小說〈失鄉的人〉獲小說類第二名。

《檳榔詩稿》是一部僅印行二十本,流通於親友間的詩集,也因此過往曾被討論的詩作,大部分集中在〈鄉愁〉與〈瀕滅的傳統〉。〈鄉愁〉曾被林志興表弟陳建年重新譜曲,收錄於《海洋》專輯中,成為最為人所熟知的詩作;〈瀕滅的傳統〉、〈鄉愁〉兩首詩作則收入《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論者論及林志興詩作時,多以這兩首詩為例。[4]過往討論到林志興作品時,大多強調他詩作語言的「通俗」、「平易」,以及詩作中蘊含的「族群情感」、「認同」的思考:

林志興之於文學,最宜從通俗文化的角度來觀察,有趣、好玩、從眾應是他最高的文學標竿。他早期的詩作,大多如他平日耍嘴皮時的機鋒一樣,偶有佳句,卻多為遊戲、捉弄之語。[5]

 

而詩集中鄉情篇的作品多巧妙鑲嵌有母語用字及傳說典故,語詞平易卻創意呈現族群情感主題,保有歌的韻律更蘊含認同的思索。[6]

《族韻鄉情:檳榔詩稿(一)》,詩集名所謂的「族」「韻」,其實也提示了這些評論的兩個重心:族群情感,以及語言形式。不過我們不妨繼續追問,在〈鄉愁〉與〈瀕滅的傳統〉之外的詩,是否也呈現了類似的風貌?在通俗平易之外,他還呈現了什麼樣的語言特質?他的族群情感、認同,是出自於什麼樣的情懷?

《檳榔詩稿》的詩作,創作時間大致在19861991年之間。就讀臺灣大學時期,林志興與知交溫奇(高正儀)彼此切磋交流,點燃文學寫作的星火。畢業後,他在救國團服務時,主要工作內容為「山地青年服務工作」,在密集的自強活動中,他嘗試將泰雅族的神話書寫成舞台劇本,他認為是他日後書寫創作的起點。[7]1986年林志興調派至澎湖救國團服務,「離鄉」的氛圍與感觸,對故鄉親友的思念,轉化為文學寫作的動力,方有了《檳榔詩稿》的問世。他與林明德、瓦歷斯.諾幹19891991年之間共同組成的讀書會,也讓他的文學創作熱情達到高峰:

……………………………..(以下省略,全文詳見明年出版之卑南學彙編。)

 

三、鄉情:地方、記憶與認同

四、結語:詩稿──書寫與身分的重新想像

 

[1] 除了《檳榔詩稿》中的詩作〈鄉愁〉、〈我們是同胞〉之外,陳建年《海洋》專輯中,林志興作詞的歌曲,尚有〈穿上彩虹衣〉、〈走活傳統〉。

[2] 前行研究不勝枚舉,關於泛/跨族群意識的形成與文學書寫可參見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北:聯合文學,2000);原運與原住民文學的辯證發展關係可參見魏貽君,台灣原住民的「莎赫札德」:「原運世代作者」的形成辯證及文學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第16期,200912月,頁75-76。;原住民文學(史)的書寫、建構等問題,可參見董恕明《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奉君山《為什麼原住民文學?─1984迄今原住民文學對臺灣民族國家建構的回應與展望》(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蔡佩含,《社會介入自然寫作歷史敘事──以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為考察對象(1970~)》(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等。
 

[3] 如楊士範在《聽見那魯灣:近五十年台北縣都市原住民民謠的形成與流傳文化史》中,就討論了這種「鄉愁」主題的現代原住民創作歌曲,如陳建年的〈鄉愁〉、達卡鬧的〈想念〉、檳榔兄弟的〈失守獵人〉、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高子洋〈白鷺鷥的故事〉、北原山貓的〈摩莉沙卡〉、阿飛的〈天堂〉、巴奈的〈流浪記〉、紀曉君的〈懷念年祭〉、〈故鄉普悠瑪〉,如何形成一組城市/故鄉的對立空間意象,而透過歌曲的創作、演唱與召喚,形成「原住民歌手遠距離族群認同的日常『儀式』。」見楊士範《聽見那魯灣:近五十年台北縣都市原住民民謠的形成與流傳文化史》(台北:唐山,2009),頁127-128

[4] 如巴代,〈卑南族歌謠的傳統與現代〉,《台灣文學館通訊》,第26期,20103月,頁75-79;鄭雅雯,〈傳續歌唱的靈魂:善馭華文的四位卑南族作家〉,《台灣文學館通訊》第27期,頁88-91;董恕明,〈在濃與淡之間歷史一呼一吸:當代卑南族作家漢語書寫初探〉,林志興、巴代編,《卑南學資料彙編:第一輯》(台北:山海文化雜誌、原住民文發會),2014。這三篇文章都提及了林志興的詩作〈鄉愁〉;董恕明,〈我輩尋常:東台灣原住民作家漢語書寫初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6期,20084月,頁129-156,則引述了林志興的詩作〈瀕滅的傳統〉。

[5] 孫大川,〈作者簡介:林志興〉,《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台北:印刻,2003

[6] 鄭雅雯,〈傳續歌唱的靈魂:善馭華文的四位卑南族作家〉,《台灣文學館通訊》第27期,頁88-91

[7] 林志興,〈原住民文學創作的反省〉,黃鈴華編,《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台北:台灣原住民基金會,1999),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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